牢房都没能辨认谁来，便说:“没什么可怕的，本来路通了以后您就要离开这儿的。”

卡写完诗之后，看见黑白电视上早晨那位民歌手的位置已经被民族剧院的革命之夜取代。守门员乌拉尔刚开始说他的情故事和丢球经过，这样一算，再过二十分钟他就能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朗诵诗了。他想记住还没来得及写到本上就已经忘记了的这首诗。

再后来有几个人他是认识的：有一个他记得很清楚，这家伙不停地讥讽台上的冯妲？艾尔；还有一个是不断喊着号的学生。有一刻，他想，如果卖他们，可以表现自己是跟警察合作的，这样的话再见到奈吉甫时可以装着不认识他（不怎么说这些年轻人犯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市里的茶馆很多，走两步就能碰到一个，大都生意不好，现在大分都关着门，但是在不起的卡纳尔街他们发现有个茶馆还开着门。里面除了有个在等禁令取消的小伙计外，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还坐着三个年轻人。看见一个着军官帽、一个穿着便衣的两个人走来，这几个人张了起来。

但他谁也没有卖。在一个牢房他看见有个年轻人满脸是血，年轻人央求卡:“长官，别让我母亲知。”

又有四个人从后门到茶馆，鹰钩鼻同样拿着枪让他们趴在了墙上。经营茶馆的库尔德人称这位国家情报局的官员为“长官”他解释说，这些人没有违反不许上街的禁令，他们是从院里过来的。

极有可能是因为革命之后，由于胜利之初的喜悦，他们没用什么刑，而是用拳和靴收拾了这个年轻人。在最后一个牢房卡也没有看到长得像杀害教育学院院长凶手的人，奈吉甫也不在惊慌的年轻人中，他松了一气。

他说“少校，在这儿谁也没有受到待。”他把卡拉到一边：凶手和“神蓝”的人（卡觉得他猜想这两人是同一个人）也许在被抓起来的兽医学院的人当中。

他们是从格鲁吉亚来土耳其找活的一对夫妇。回到茶馆，情报官把份证还给了那些趴在墙上的失业的年轻人，这些人立刻抱怨起了这对夫妇：女人勤快，可现在也起卖的勾当，她和到市里来的农场主和革商们睡觉。她丈夫也和其他格鲁吉亚人一样，别人一半价钱他就同意，劳务市场四十年才有一件活，可也被他从土耳其公民的手里夺走了。他们没钱，而且吝啬，不旅馆费，每个月给供公司杂工五元，就住在这锅炉房里。但据说他们回国以后要买房，

国家情报局的官员很警觉，他决定要验证一下这句话的真实。他们中有个人没有份证，他早已吓得瑟瑟发抖。情报官让这人原路把他带回家。趴在墙上的年轻人们被给了他叫来的司机。卡把本装袋，跟在了他们后面。从茶馆后门来到积着雪的冰冷的院，翻过一堵低墙，上了结了冰的三级台阶，在一条拴着铁链的狗的狂吠中，下到一座楼里的地下室。这座楼和卡尔斯的大分楼一样，是浇铸而成的，没有粉刷。这里有煤烟味，还有睡觉时发的浊气。走在前面的那个人走近一个用空纸箱围起来的角落，这里挨着发呜呜声的气锅炉。卡看见了一个脸雪白、异常貌的少妇睡在一张胡拼凑起来的床上，于本能，他又回过看了她几。这时没有份证的那人拿护照递给了鹰钩鼻。由于锅炉的呜呜声，卡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昏暗中他看见那人又拿了一本护照。

后来他将这首诗命名为“梦幻街”在这三十六行诗里，他从大雪覆盖的卡尔斯街写起，联想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古老街、亚尼亚人留下来的幻之城亚尼，还有卡在梦中所见的那空、恐怖和神奇城市的许多东西。

这样卡和接他来这儿的鹰钩鼻又乘上同一辆军用卡车。一路上他到很兴，看着空丽的街，怀着最终能从警察局来的喜悦，痛快地着烟。潜意识中他又因为军人政变使国家没有落到宗教分手中而暗自兴。但为了让良心得到安宁，他发誓不跟警察和军人合作。突然一首新诗在一奇异的乐观之中如此烈地现在了他的脑海里，以至于他问鹰钩鼻:“可以找个茶馆稍停一会儿喝茶吗？”

“可我一个也不认识。”卡稍有些矜持地说。

到了上面，卡明白了圆脸和他的上司们定地想要尽快找到杀害教育学院院长的凶手，以便向卡尔斯人展示他们革命胜利的成果，也许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绞死。房间里这时还有一个退休的少校。尽有不准上街的禁令，他还是想办法来到警察局，请求放了他侄。他请求让他这个年轻的亲戚尽量少受些罪，以免这个年轻人以后“仇视社会”他还说，因为家境贫穷，孩母亲是听信了政府会免费发给学生棉衣和外的谎言，才让孩上的宗教学校，实际上一家人都是共和主义者和阿塔图尔克主义者。圆脸打断了退休少校的话。

鹰钩鼻上从大衣里掏了手枪，用一让卡佩服的很专业的语气命令年轻人们趴在挂着大幅瑞士风景画的那面墙上，搜了他们的，拿了他们的份证。卡觉得这不会引发什么重要的事情，便在熄灭了的炉旁边的那张桌旁坐下，自如地写起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