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襄王主政后期，这一现象达到，最终引爆了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血腥残杀。熊氏外戚被驱赶，以武安君为首的豪门贵族遭到了重创，但寒门贵族也遭到了凶猛的反噬，损失惨重，大秦由盛转衰，最后仅靠蔡泽、蒙骜等关东人勉维持。

熊氏外戚重新崛起后，咸矛盾更为复杂，本土老秦人包括宗室在内的利益集团与楚人、关东人等非本土利益集团的矛盾连续爆发，但归溯源，还是大秦基本国策的问题。大秦基本国策秉承商君的“法治”“法治”的心就是如何分大秦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在权力和财富中的分比例。因为“法治”的目的是“国”那么“国”就应该占有最多的权力和财富，如此一来，在权力和财富分中占有比例最的宗室和豪门贵族理所当然成为“打击”和“削弱”的对象。

大秦自商鞅变法以来，遭到打击最严重的就是宗室和豪门贵族，他们的特权被一剥夺，他们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这也直接导致了宗室和豪门贵族的没落，与此同时，寒门贵族和军功贵族乘势而起。王国在发展和大的同时，国策也更倾向于既得利益团，权柄也渐渐被他们所控制。

甘罗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下宝鼎，看他神如常，于是继续说“公扶苏虽是长，但他的母亲是楚国公主，大王如今又正在打击熊氏外戚，就算他拿到了灭赵的功勋，他的储君之路也异常艰难。相比起来，公的母亲是老秦人之后，假如公的功勋足以与公扶苏相比肩的话，公成为储君的希望更大。”

关东诸侯国一个个倒在大秦的攻击之下，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关东诸侯国所采取

咸发生的事他一清二楚，无论是黑冰台还是潜伏黑衣，都给了他详细的禀报。公镇江南，在咸掀起了轩然大。王统归属其实并不是最主要的争论，朝堂议论的焦还是大秦基本国策的改变。

甘罗再度观察了一下宝鼎，觉到宝鼎并没有不满之，于是壮着胆接着说“武烈侯先是奏请咸让公扶苏镇中原，现在又奏请咸让公远征江南边陲，这背后所隐藏的用意至此基本明朗，朝野上下大概都能猜到武烈侯的意思。武烈侯之所以让公扶苏镇中原，不过是为公镇江南铺平路。武烈侯还是秉承当初的主张，决让老秦人获得王统的控制权。未来，王统的归属无疑是咸政局的焦所在啊。”

宝鼎安静聆听，一言不发。

昭襄王时期的“两败俱伤”最终伤害了王国，大家都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这是血淋淋的教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秦王政当然不敢重蹈覆辙，但大秦大的本原因就是得益于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力和财富的合理再分，所以照这样一条“正确”的路走下去，随着韩非集法家学术之大成的“法治”理论的现，秦王政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和认定“中央集权”才是唯一可以推动大秦持续发展的路。

“国”大了，权力和财富更多了，其原有的分比例对“国”就不利了，于是就要修改，就要从既得利益集团的嘴里“抢”谁愿意把到嘴的再吐来？没办法，只有杀。

宝鼎闭上睛，靠在车座上，脸上疲惫之。

现在秦王政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随着大秦在统一战场上的不断胜利，疆土的不断扩大，权力和财富的不断拓展，王国的权力和财富如何再分。

这就是大秦大之后，各方势力矛盾激烈，血腥厮杀，继而导致政局连续动的重要原因。

中央集权所对应的地方制度是郡县制。当前中土除了秦国和赵国实施郡县制以外，其他诸侯国都是采取郡县和分封并存制，君权相对来说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和君权受限下的郡县、分封并存制，其本质心就是对王国权力和财富的分。

昭襄王主政后期就是如此，血腥残杀，目惊心。昭襄王一死，熊氏外戚再度崛起，当然不满意昭襄王所拟定的权力和财富再分的方案，于是再杀，政局极度动。现在华太后死了，秦王政总算熬了，他当然也不满意现有权力和财富的分，他要集权，要总揆大权于一，于是杀戮再起。

“武烈侯奏请大王，请王公镇江南，这的确是一着妙棋。公要功勋，就要完成西南策略，假如公在西南一无所获，丢脸的不仅仅是公本人，大王的脸面也十分难看，所以不意外的话，大王会想方设法保证西南策略的顺利实施。有了咸的支持，公应该可以拿到开拓西南的功绩，如此一来，公在咸的地位就不会低于公扶苏。”

“还有呢？”宝鼎闭着睛淡淡地问。